戳破表面兴盛的巨大泡沫——中国合唱艺术发展的三大瓶颈

中国合唱艺术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取得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群众基础越来越稳固，文化氛围越来越宽松，合唱艺术活动开展得越来越普及，专业水准也在不断提高。应该说，这是中国合唱艺术诞生一个世纪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既然发展情况良好，又在这里说“瓶颈”问题，似乎有故意“唱衰”的嫌疑。其实，思路是这样的：即便发展也有发展中的问题，如果问题严重到了足以制约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那么说它遭遇到瓶颈也是可以的；再者，既然已经发展了，起点则不同了，那么评判的标准自然也应该“水涨船高”。就今天中国合唱艺术的现状而言，以更广的普及程度与更高的专业水平这个相对较为苛刻的标准来要求它，应该是正当其时。

那么具体地说，今天中国合唱艺术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合唱艺术难有新的更大突破。

第一是创作人才的匮乏问题。创作对于音乐艺术发展的基础性地位毋庸置疑，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学派的建立，首先都是由于其在创作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缺少大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做支撑，音乐系统其他领域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中国近代以来的音乐发展史，说白了其实就是一段以创作为主线的历史，中国合唱艺术发展最好的几个时期，同时也是合唱创作丰收的时期。可见，创作之于音乐全系统，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其重要性绝非音乐实践的后几个环节（表演、欣赏与传播等）可比。可是，反观我国合唱艺术的发展现状，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甚至这些成绩是二十年前我们所不敢想象的，但它仍然不能掩盖一些存在的问题。例如，今天我国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合唱比赛、展演活动，开展得可以说是如火如荼了，可是我们依然在反复演唱着黄自、冼星海等人的合唱作品。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确实具有永恒的价值，持久地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尴尬，那就是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可供选择的合唱新作远远不能满足业已发展的音乐实践的需要，尤其是既能够充分展示合唱艺术魅力，又能够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佳作实在是太少了。比赛要拿奖，演出想让别人认可，就得拿出点儿真东西来，可是当代创作中符合要求的作品很稀缺，合唱团、指挥家没有办法，只有被迫“啃老”。

事实上，可供选择的作品偏少只是表象，真正的症结是合唱创作人才的匮乏。由于合唱创作需要许多特殊的音乐才能，比如对作曲技术理论的掌握及运用，对人声的熟悉，对人声多声部思维的敏感性，等等。所以合唱创作人才的培养与一般音乐创作人才（单声部歌曲创作或者纯器乐创作）比较起来，难度要更大，周期会更长。笔者同时也注意到，一些具备相关创作能力的成熟的作曲家，近年来将主要精力放在更容易“变现”的体裁形式（如歌曲）上了，合唱创作只是偶尔为之，有的甚至干脆与之“绝缘”了。我们同处于一个经济社会，作曲家也需要养家糊口，在一首歌曲动辄能卖到几万、甚至十几万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苛求每一位作曲家都“高尚”地死守着合唱这一块阵地。本来培养起来就难，能写的又“叛逃”了，新人暂时还接不上茬，这就是今天我国合唱创作人才的基本现状。2014年夏秋之交，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作曲委员会曾在河南大学举办过一次合唱音乐编创讲习班，当时担任讲评教师的杨鸿年、张以达、戴于吾、陈国权等合唱领域的专家们，都曾对中国合唱音乐创作人才极度匮乏的状况表达过深深的忧虑，他们甚至认为当下正处在一个本世纪以来空前严峻的时期。如果没有特别的举措，创作人才匮乏这一问题恐怕还将持续，甚至恶化，也就是说，创作人才短缺还将继续影响中国合唱艺术一段较长的时期。

第二个问题是理论研究的严重不足。不可否认，合唱指挥艺术确实是一门实践操作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对于作品内容的诠释、对于艺术风格的把握、对于声乐技巧的运用等，最终必须通过舞台演出呈现于观众（听众）面前。所以，一名优秀的指挥家、一支成熟的合唱团，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积累才能够逐渐打磨成型。但这并不表明合唱指挥就可以无需理论的指导，相反，越是实践性强的艺术门类，越是对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与针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今天中国合唱艺术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艺术实践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边是实践活动的热火朝天，一边是理论研究的冷冷清清，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要说理论研究完全阙如显然不符合事实。我们随处可见各种有关合唱指挥知识的介绍、合唱曲目的解说、专家的经验总结与心得等，这些都属于理论方面的成果，而且也都各有其价值。同时，我们也有一些专家曾经做过相对比较系统性的研究与阐述，如马革顺先生的《合唱学》、杨鸿年先生的《合唱训练学》、《童声合唱训练学》就是非常好的理论著作，对于人们澄清思想认识、解决排练中的实际问题，都很有帮助。但是，整体考察合唱艺术领域的理论成果，我们就会发现：作为一个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艺术学科，其理论建设竟然主要还停留在“经验主义”的阶段，充分的体系性、广泛的适应性、高度的思辨性均严重不足，这实在与其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其既是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最好凝结，又可以为未来的社会实践提供指导，从实践中总结理论、又用理论指导实践。

这是人类社会所有实践活动都必须遵循的通则，合唱指挥艺术自然也不能例外。今天，合唱艺术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例如人们关于合唱声音概念、艺术风格的争论，合唱审美观念的极端功利化与表面化，合唱活动的低水平重复，中国合唱艺术的目标定位与特色问题等，其实都跟理论研究的滞后，甚至缺失有关。因为没有人去厘定学科领域内的重要概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没有人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指出合唱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独特的陶冶与引领作用，没有人去讨论或制定合唱艺术的衡量标准。人们碰到问题、有了疑虑，从现有的理论成果中统统找不到答案，所以只能从各自的理解出发来寻求解决。于是就有了各行其是，于是有了各种奇谈怪论，于是整个群体迷失在不知道出路的丛林里。

早先几年，中国音乐教育协会合唱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家海教授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这一方面的问题：“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不能一直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上，因为它们不足以作为元理论来支撑起整个学科。为了对学科对象、学科特点以及学科方法论等问题有更系统化、科学化的认识，合唱指挥理论研究必须尽快跨越一般知识性介绍、经验总结的阶段，而形成一种真正具有学理性且能为本领域所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真正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然而几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太大改观，这说明本学科领域内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理论缺席的危害，也说明我们的艺术实践很多时候其实是在缺乏理论有效指导的条件下盲目进行的。

也是在前几年，国内有人提出了中国要由合唱大国向合唱强国迈进的主张。所谓的合唱强国，我想除了要向世界展示我国合唱艺术极高的专业水准、一流的合唱团队、独特的风格、经典的作品之外，还应该包括我们对于合唱艺术成体系化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且与实践贯通一致。我们的活动开展、人才培养体系及风格的形成，都必须与这种理解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唯有如此，中国合唱艺术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学理性的专有名词。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合唱艺术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三是基础音乐教育中的合唱教学问题。在国内的基础音乐教育体系中，合唱早就被纳入到课堂教学的范围，这种传统实际上早在学堂乐歌时期就已经奠定。通过合唱培养学生对于音乐的感知能力，提高其艺术素养，进而促进其健全人格，正是当前我国素质教育所积极倡导的。所以，从人自身发展的角度讲，开展合唱教学是实现人格养成、促成自我完善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之一，也正是基于这个意义，合唱在基础音乐教育体系中，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在国家的教育政策体系中，合唱已被赋予了较高的地位，这从近年来教育部关于音乐教育各项规定中有关合唱教育的表述都能得到印证。

如果仅从合唱在政策、文件中出现的频次来考察，合唱教育在宏观政策环境中遇到了百年来最好的一个时期，但是要从政策贯彻的方式与程度来考量，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现实仍然很“骨感”。依笔者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中小学，从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到学生、家长，应试教育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素质教育有名无实、音乐教育形同虚设的现象十分普遍，合唱教学在一半以上的学校根本无从开展。我国东部地区情况稍好，音乐课程基本能够正常开设，合唱教学也占有一定比重，但教育理念、教学形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合唱在学生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即便是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大、中城市，也只有极少数以合唱为特色的学校能够开展较为丰富多彩的合唱教学与演出活动，更多的学生实际上并没有从感性上建立起与合唱的亲近关系。合唱（甚至音乐）只是在人们有意注意的时候才会成为他们的行为方式，而生活或学习的大部分时间里二者是各不相扰的关系。综合以上这几种情况，虽然学生们对于合唱这种艺术形式表面上并不陌生，但心灵上却很遥远。

把问题缩小到合唱艺术的范畴内来讨论，只有当合唱的魅力真正被更多人意识到的时候，合唱艺术才会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在孩童时代就引入合唱教学。所以，合唱艺术也存在一个“从娃娃抓起”的问题，而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体系显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远的不说，仅跟施行不同教育体制的中国台湾地区相比较，就很容易看出内地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在中国台湾地区，所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普通民众，从其幼儿时代开始就接受相对系统的学校合唱教育，合唱是伴随其成长、成熟必不可少的东西。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合唱与大多数人是终生相伴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内地在短时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合唱艺术要想获得新的突破，必须建立起真正持久稳固的群众基础，并在这个基础内部逐渐培养、树立起一种力量，由其形成生产力、创造力，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作品、风格和国际竞争力等一系列问题。基础音乐教育正是实现这项任务的第一步。就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而言，合唱艺术要完全抛开基础音乐教育系统自我创建一套体系几乎不可想象，因为难度更大，效率也会更低。但我们现行的基础音乐教育形式大于内容、说教代替感受的现象司空见惯，而且很多学生被人为地拒绝于合唱大门之外，所以它并没有起到在学生的心灵种下合唱艺术种子的作用。因此，现行基础音乐教育体制不进行更深度的改革，教学内容及方法不进行更新，合唱艺术发展的最底层支持就难以真正形成。

总结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涉及极为复杂的系统改革，因此希望短时期内一蹴而就是很不现实的。当然，事情毕竟仍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之中，中国合唱艺术领域的许多可喜变化，实际上已在预示着未来发展的趋势，美景仍然可期，同志们尚需努力。

                                                                            作者  李法桢（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